歸還空白

　　夏秋之際接連而來的好幾個颱風，讓年尾的計畫像沖刷到岸上的漂流木般，擠壓堆積在一起。習慣一次好好處理一件事的心緒大受影響，只好挑出幾件事重新出發，從中慢慢恢復前進的力量。

　　想起去年購得的一批老照片，由於其中幾張是以布農族重要的行動者Aziman．Sikin（Aliman．Sikin／阿里曼．西肯）為對象，取得當下就想將這些影像交給家族後代Hudas Dahu，可惜順利詢得聯絡方式後，卻因工作繁忙而未有進度。這陣子趁著重理工作思緒的機會，拿著一張全家福的掃描檔到沖印店輸出、裝上相框，帶著這份給對方，同時也是給自己的禮物，前往臺東拜訪。

Hudas Dahu熱情的分享故事。

　　這幾張照片都是Aziman．Sikin已移住至里壠支廳里壠山社（今海端鄉崁頂部落）後所拍攝，以里壠山新宅為背景的全家福照片是最清晰的一張。《臺灣日日新報》在昭和5年（1930年）12月9日報導Aziman．Sikin接受警察勸說，從Tamaho舉家遷移到臺東廳的新聞中，也附上了一模一樣的照片，因此推測這張照片除了有官方為家族遷居留念之意，同時也可用以宣傳理蕃政績。

　　照片中共有9人，根據圖說包括正中央的Aziman．Sikin、右方的妻子ワリス（Walis）、後方的長男アピイ（Api），文中描述一起遷居的家族成員還有次男アチェン（Achen）、五女バラホ（Balaho）、長男妻子シニユー （Siniun），次男妻子トラン（Tolan）等人，大家告別了原居地マスリロク（Masuliluk），帶著狗、雞、豬、農具、炊事工具等物品，於昭和5年11月20日抵達里壠山，新居是一間大小24坪（4間X6間），頂覆白鐵皮的新式家屋。

　　對於臺灣總督府當局而言，將桀驁不馴的Aziman．Sikin從據守十餘年的Tamaho成功勸說移住山下，是宣傳理蕃成效的絕佳樣板。《理蕃の友》第五年（1936年）2月號的這篇記事，充分傳達當局眼中的Aziman．Sikin，為他的一生劃下官方的註解：

〈惡名昭彰的Aziman病逝〉

　　與兄長Dahu．Ali以凶暴著名於世的里壠支廳境內里壠山勢力者Takistalan．Aziman（通稱Aziman．Sikin），於12月中旬罹患感冒，併發急性肺炎，接受安岡公醫等人的治療，仍然回天乏術，病逝於12月30日。

　　Aziman於明治12年出生於臺中州新高郡蕃地，家中4子中排行最末。於明治23年與父兄共同遷居至花蓮港廳玉里支廳境內的大分社。由於牽涉到發生於大正4年5月的大分蕃害事件（大分駐在所田崎警部補等人共計9名戰死），懼怕遭受懲罰，於是與兄長Dahu．Ali等人避居高雄州境內的玉穗社。昭和5年，在當局的慫恿之下，移居至現居地。生性勇猛的他，12歲便與父親一同殺害2名臺南州境內的鄒族男子並且加以馘首。之後食髓知味，屢次出草，砍下的人頭包括排灣族、本島人及內地人巡查等，殘暴至極。昭和5年，改變態度，誓言歸順，遷移至現居地的里壠山，自此聽從當局的命令。他並且率先從事農耕，成為善良蕃人，安度晚年。罹病後，覺悟無法重新再起，於是再三表達感謝警察官的恩情，告誡族人今後聽從當局命令，並且留下遺言交代死後埋葬於屋外，族人亦遵照遺言行事。

　　在《臺灣日日新報》或《理蕃の友》中偶爾可見Aziman．Sikin遷居里壠山後，在臺東開啟新生活、接見官員等報導，幾乎都描述他展現順從態度、善意悔改等符合官方理想的樣貌。報導中偶見Aziman．Sikin的影像，那似乎已習慣面對鏡頭，隱約微笑的樣貌令人端詳許久，也就是這些刻印在腦中的容顏，讓我看到這幾張不知從何流出的老照片時，馬上注意到Aziman．Sikin身處其中。

　　Aziman．Sikin的心境變化是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為了更了解他遷居的緣由，重新翻閱楊南郡與徐如林老師合著的《大分．塔馬荷 布農抗日雙城記》一書，卻開啟了更多疑問。書中從〈阿里曼的軟化〉、〈日警初探塔馬荷〉到〈小丑生涯〉這些篇章中，描述Aziman．Sikin顧慮其家人生活與健康，並將女兒Puni託付給霧鹿駐在所警手何昧照顧，因而成為當局操縱的弱點，也開啟臺東廳巡查小林正樹前往Tamaho接觸族人的契機。最後，以Aziman．Sikin遷居臺東後，作為理蕃樣板充滿無奈而終老作結。

　　這些描述可能是基於楊南郡對Puni訪談的內容，並大量參考報章雜誌中的描述與對話，試著更生動呈現人物的心境，但有些時序與官方記載不同。例如書中描述Aziman．Sikin於昭和4年（1929年）11月接受當局安排從Tamaho遷居至里壠山，接著在昭和5年2月與小林巡查返回Tamaho接觸Dahu．Ali；官方報導則是Aziman．Sikin於昭和4年11月初步同意遷居，並希望至里壠山先行夢占，期間曾與小林巡查一起前往Tamaho試圖接觸Dahu．Ali，昭和5年11月20日才正式遷入新居。

　　有一段落則呈現Aziman．Sikin於昭和6年（1931年）4月29日受邀前往臺東街參與天長節祭典，與廳長兒玉魯一、街長重森確太等官員於廳長官舍內的對談。報導清晰地描述了Aziman．Sikin當天的裝束，從他面對相機展現的幽默起頭，之後經過數段談話，最後將廳長贈與的大鍋戴在頭上離開，種種觀察為我們提供許多想像的線索。

　　根據報導，這段談話超過一小時，不過被節錄出來的也只有10多段問答，從孩子的狀況，到試探Dahu．Ali下山的意願等各種問題。也可能是經過翻譯的關係，Aziman．Sikin每次的回答總是極為簡短的兩三句而已；《大分．塔馬荷 布農抗日雙城記》一書則將這些已被節錄過的對話再次編排，增減部分談話內容，並穿插他內心的無奈與吶喊。

　　我個人更習慣前者的呈現，也許是我已理解當局觀點，認知到這是一段經過刻意篩選後的對話，才得以在這些對談的空白之中，自在地描繪Aziman．Sikin的心境；後者則是作者預設Aziman．Sikin已認知到自己被當局作為理蕃樣板的心境下，試圖填補對談的空白，創造一種讓讀者更加沉浸其中的情境。這或許算是一種多次篩選後的創作，因前面篇章的鋪陳而不得不走向這樣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件令人難以理解，且找不到出處的敘述，是書中不只一次提及Aziman．Sikin在東部封鎖交易通路時期，曾帶著族人前往南投集集參與漢人朋友邀請的中元節宴會，還在寫真館留下全家合影，但警察為了防止事態失控而「裝作沒看到他們」。

　　我拿著手邊Aziman．Sikin一家人的照片，與那張據傳是在集集留下的合照相比，總是無法確定兩者是同一人，最後總算在鄭安睎老師編著的《蕃人觀光日誌》中，得知那張「全家福」其實並非Aziman．Sikin一家，而是臺灣總督府於明治30年（1897年）自南投廳選派前往日本觀光的7位布農族人。如此一來，書中關於Aziman．Sikin前往南投留影一事又要如何解釋呢？

　　究竟哪些是真實發生過的事？哪些描述用來連結文獻之間的空白？這些描述是否真的能呈現書中角色的性格，行動邏輯符合當時情境？諸如此類在虛實之間的描述，讓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時跳脫出文字重塑的場景。但這種感覺也許與讀者本身接觸過多少原始文獻有關，對全然空白的讀者，好比二三十年前的我而言，這些或許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最令人擔心的是這些描述與角色的塑造，在廣大讀者甚至是Aziman．Sikin家族後代心中累積的印象，成為一種新創造的記憶，覆蓋過「空白的真實」。

　　回顧過去總是會發現許多的空白，我們只能儘可能收集過去曾經發生過哪些事，試著理解每個人在當下為何做出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的空白可能無論如何都無法填補。自Aziman．Sikin離世之後，我們已無法接觸到「真正的他」，轉而從他的親人、友人來理解，但等到這些人也相繼逝去，我們能窺看Aziman．Sikin也越來越窄，最後從少數文獻中透出的碎光，透過每個人擁有的線索，搭配各自的生命經驗、認同的理念或意識形態，各自投影出各種Aziman．Sikin的想像體。

        為了填補空白而添加的對話與內心戲，也許是作者讓角色曲線變得完整的方式，只能不時告訴自己，這些都是一種帶領讀者產生興趣的「創作」。

        當Hudas Dahu提到他原本有一本借給其他人但最後已遺失的書，講著「Dahu．Ali與Aziman．Sikin如何與日本人周旋」的故事時，我馬上聯想到這本書便是《大分．塔馬荷 布農抗日雙城記》。我雖然答應會幫Hudas找找哪裡還買得到，但也提醒雖然日本人的報紙或這本書或許能提供我們認識前人的線索，但最後還是要自己講故事，也講自己的故事，就像Hudas此刻與我們熱情的分享那樣。

　　照片與文字都像是某種咒語，會隨著時間累積改寫人類記憶的力量，等著某些人釋放這樣的魔法。最初為Aziman．Sikin一家人按下快門的人，或許帶著宣傳理蕃功績的意圖，所幸時過境遷，此刻已能將那份力量轉換為追尋家族記憶的線索，安心送還這張全家福，中間的無數空白，就讓家族試著慢慢填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