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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ツツジ山駐在所駁坎遺跡。2016.12 |
杜鵑營地的所在地就是日治時期的ツツジ(躑躅)山駐在所，躑躅就是杜鵑，這一帶的山區的確也生長著不少的杜鵑，躑躅山的命名是否由此而來尚無文獻可考，也不知戰後何時開始被稱作杜鵑營地。
駐在所座落在南向的寬稜上，發現兩個可能曾有建築物平臺，第一平臺大小約50mx15m，是主要的建築物設置地點，此平臺分別有東、西、南三側出入口，東、西兩側出入口皆有夯土牆，而西側出入口處又有坡道或階梯往上通往第二平臺，長寬約10mx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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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躑躅山駐在所平面簡圖。2016.12測繪。 |
第一平臺的西側有兩面石砌牆，都是以人字疊砌；東側有兩處凹坑，推測是廁所；平臺南側的出入口有坡道或階梯往下連接越嶺道，連接處恰好有弧形的駁崁往外突出。駐在所的東側上下坡面都有挖掘了數層小平臺，就像小型梯田一般。
ツツジ山與南駐在所一樣，都有自越嶺道分叉的引道通往駐在所平臺，以和較低處通過的越嶺道區隔；巴奈伊克和秀姑巒駐在所則都有長階梯連接越嶺道，與越嶺道之間有相當長的高度距離，也許便於區隔員警與遊人的活動空間，避免閒雜人等太常打擾吧。而駐在所的周圍都還殘留有刺絲網，過去可能是環繞著整個駐在所，給人防備森嚴的印象。
下山後查了駐在所設立的來龍去脈，才發現ツツジ山駐在所原來是昭和3年(1928年)6月發生「郡大社蕃脫出」事件後才設立的。關於「郡大社蕃脫出」事件(也有「郡大蕃脫出」事件、「楠梓仙溪無斷移住計畫」等名稱)，可以從《臺灣日日新報》找到不少報導，而1929年的《臺灣山岳》第四號裡則轉載了《臺南新報》連載的事發前後詳情，試著利用上述文獻整理事件梗概。
居住在郡大社的Takistalan氏族是此一事件的要角，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列有五戶，加上獨自離開配偶的妻與其子，共49人(但後來有1人歸順，故最後報導統計48人)，資料如下：
1.從東埔移居郡大社的アンノ‧タケシタラン(Anu.takistalan) 55歲、妻52歲、長男32歲、次男27歲、次女17歲、四男13歲、妹36歲、姪2歲、長媳26歲、次媳24歲、孫8歲與5歲、孫女13歲、孫2歲、甥8歲等其他家族成員合計17人。
2.スバレ‧タケシタラン(Subale.takistalan)52歲、長男ホソン(Husung)27歲、次男イシカン(Isikan)23歲、長媳29歲、次媳22歲、三女14歲、四男12歲、孫3人分別為7歲、4歲、2歲，另有女22歲與其女兒13歲等其他家族成員共12人。
3.アリマン‧タケシタラン(Aliman.takistalan)46歲、妻47歲、長男24歲、次子18歲、次女8歲、三女4歲，共6人。
4.ブツクン‧タケシタラン(Bukun.takistalan)43歲、母親61歲、妻40歲、弟25歲、妹22歲、長女15歲、長男4歲、姪2歲，共8人。
5.シヤリラン‧タケシタラン(Sializan.takiludun)39歲、妻36歲、長女11歲、三女3歲，共4人。
6.ビシテバオン(Bisitebuan)社ネコ‧ソクルマン(Neko.soqluman)之妻與其2歲長男，共2人。
前兩戶的戶主Anu與Subale被視為主導者，根據調查結果，一行人於1928年6月22日晚間「脫走」；6月23日至距離郡大社約2小時的バロモアン(Baromoan)，宿於Anu舊宅，整備糧食；6月24日沿蕃路至東郡大山南方斷崖下之ハイラロ(Hairaro/哈伊拉羅)溪源頭，稱リスリシヤン(Risrisiyan)的地點；6月25日沿哈伊拉羅溪下溯，過左岸第三支流後，沿第二與第三支流間的稜線上登，宿於稜線中腹稱作ウモホルホル(Wumohoruhoru)的獵寮；6月26日通過カシバナン(Kasibanan/喀西帕南)山支脈上，海拔11450尺無名山北方鞍部，至花蓮港廳境內塔比拉溪源頭稱作オワオワル(Owaowaru)的獵寮宿兩晚，6月28日越過與喀西帕南山的連稜，於馬博拉斯山與秀姑巒山間海拔一萬尺上下的稜線橫切，過馬霍拉斯溪、米亞桑溪源頭；推測於6月29日凌晨4時從大水窟西方15町(約1.6公里)的草生地，穿過八通關越道路，至大水窟通往尖山(達芬尖山)的蕃路，前往タマホ(塔瑪荷/玉穗)社，達成逃離日本警察監控的目的。
在此期間，前來幫助的拉荷阿雷一行14人，與脫出隊伍中的13名壯丁一同包圍哈伊拉羅社，進行阻撓日方搜索的行動。另有報導則稱，脫出的族人分批於26與29日穿越警戒線，故推測整支隊伍應分成10至30人的小團體，以便於行動。
雖然上述的部分地名已難考證位在何處，但仍可從一些山河名得知，為了逃離日警的監控，族人在崇山峻嶺間進行了大範圍的迂迴繞行。除了得克服海拔落差、長途跋涉、背負裝備外，隊伍中亦有長輩婦孺需照顧。而日警在得知管轄範圍內的居民脫離掌控後，一時無法掌握其行蹤，還佈置機關槍於重要地點防堵，仍然無法防止族人突破八通關越道路的警戒線。這行動從今日看來仍讓人無比驚訝與佩服，不禁想像起大群族人們在夏至時分移動於高山的光景。
新高山的攀登活動因此禁止了一年多，至1929年夏季才開放團體申請入山。在這期間也新設了四處駐在所，以填補原本八通關至新高山與大水窟間僅有秀姑巒駐在所的防備漏洞。這四座駐在所包括新高駐在所(1928年11月28日落成)、バナイコ(巴奈伊克)駐在所(1928年11月29日落成)、ツツジ山駐在所(1928年11月30日起工)、南駐在所(1928年11月30日起工)。這些駐在所都位處高海拔，冬季經常結冰降雪，於此執勤警員的艱苦可想而知。
關於takistalan一族行動的原因，在日本官方調查中，歸因於受Subale煽動、部落內氏族勢力的凋落、獵物減少欲尋新獵區、未歸順蕃的逼迫等原因。日方的報章文獻也將takestalan一族描述為生性兇暴，被部落孤立的負面角色。今日已無當事人可訴說其自身觀點，但就其攜家帶眷逃離國家對於土地、槍枝等控制，翻山越嶺，其規模之大，理應有相對應的規劃與決心，甘冒被懲罰甚至喪命之險突破難關，前往尚未受國家掌控的「未歸順蕃」之地。
在玉穗社，族人不需要再隱匿槍枝，回到自主管理的狀態，雖然拉荷阿雷在昭和8年(1933年)「歸順」日本人，但這次的「脫出」有別於之前襲殺日本人的行動，以遷移付諸抗議的行動顯得相當特別，行動者不分男女，年齡跨越了二至三代，有種「追尋自由」而行的意味。
拉荷阿雷與日本人妥協後，山區的緊張氣氛大減，過去因郡大蕃社脫出事件而設立的駐在所也有裁撤的打算，官方評估警備費用可因減少人事、道路維護等費用而節省三分之一的開銷。不過在《高砂族授產年報》裡的＜駐在所其他及蕃社標高降雪調＞表中，昭和14年(1939年)的表中仍有躑躅山駐在所的資料，而昭和15年(1940年)即消失，推測可能在此年撤廢。
鹿野忠雄在1931年的夏季密集攀登這一帶的山峰，時值脫出事件發生後兩年，當時八通關越道路以南的廣大山區仍是拉荷阿雷活躍的範圍，鹿野忠雄不時提到在此山中活動所感受到的壓力，也對郡大社脫出族人與拉荷阿雷一族，仍據有一處原始地區自由生活而感到敬佩。
雖然族人們最終仍妥協於時勢「歸順」，但餘波仍然於今日迴盪，人們追尋自由天地，與國家不合理的體制相抗衡的精神，至今仍值得許多人實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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