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事試驗場昆蟲部出發 - 山椒魚發現之路雜談

一批保存在農業試驗所的昆蟲標本，標籤上寫著這樣的記號：

    Formosa.
    Musha, 1919.
    V 18-VI 15.
    T. Okuni.
    J. Sonan.
    K. Miy. M. Yosh.

這是楚南仁博(J. Sonan)與夥伴們，在1919年5月18日至6月15日於霧社地區採集昆蟲所獲得的標本。這批標本延續到戰後的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現今收藏於霧峰的農試所昆蟲標本館內。

標籤的地點與日期，明示著楚南仁博便是在這趟行程中與山椒魚相遇的。

原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昆蟲部廳舍，
楚南仁博的工作地點之一。

契機

位在臺北市郊的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所，因農業相關昆蟲的研究，成了日治時期臺灣昆蟲學發展的重要地點。朱耀沂老師著作的《臺灣昆蟲學史話》一書中，介紹了許多位任職於此的學者與工作人員，楚南仁博之所以於1919年至霧社山地調查昆蟲，或許可從中得到線索。

楚南仁博曾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撰有一篇〈素木先生と臺灣昆蟲界の發展〉，內文寫到大正7年時，因前任場長宮尾舜治擔任關東都督府行政長官，因博物館的設立，便仰賴素木得一採集、整理臺灣方面的昆蟲標本，兩年期的全島昆蟲採集工作於是展開。

宮尾舜治在臺最為人所知的是因發行彩票所引起的一連串風波，沒想到他又牽連起後任場長素木得一，再接上楚南仁博，成為昆蟲部一行人至霧社山區採集昆蟲的契機。

在《臺灣日日新報》中覓得一則相關新聞，抄錄於下：

〈島產鳥蟲標本〉1919年7月6日

今囘素木昆蟲博士。因受關東廳之囑託。為陳列于其地所開之博覽會。採集臺灣產鳥蟲類。現已在製作其標本。其種類五六千個數則十二三萬。其中多有稀見之珍鳥奇蟲。雖博士亦竊以自誇。聞為整理故。晝夜皆極忙碌。豫定全部以八月完成之。博士即攜往其地。

大略檢視目前收藏在農業試驗所的這批標本，標籤有Musha且採集時間為1919年5月18日至6月15日的昆蟲大如下：
蜚蠊目 姬斐蠊科
鞘翅目 天牛科、叩頭蟲科、金龜子科
膜翅目 蜜蜂科、小繭蜂科、小蜂科、蟻科、姬蜂
直翅目 蝗蟲科

若真要說上面的昆蟲可以和山椒魚一起被找到的，大概也是經常以石頭或木頭為遮蔽而居的螞蟻或小蟑螂。可惜標籤的日期全以調查時段表示，地點也全部統一寫Musha，沒有詳細的地點如Oiwake或是Noko，因而留給我們許多的想像空間。

又，當年若是為了海外的博物館而採集，或許仍有相關的標本散佚在中國或日本的某處標本櫃裡。

而標本標籤上的其他同行的夥伴們是誰呢？

由人名與工作內容推測，他們分別是農事試驗場昆蟲部的技手大國督(T. Okuni)、吉野美芳(M. Yosh.)，以及殖產局農務課雇員三宅國雄(K. Miy.)，他們必定也與楚南仁博分享著與山椒魚相遇的驚喜吧。


鑑種疑點

新物種除了採集者之外，將其鑑定並描述在期刊論文的發表者也同樣重要。

臺灣產山椒魚的發表者牧茂市郎，在1912年至1917年之間，亦任職於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昆蟲部；楚南仁博恰好在1917年進入農事試驗場，與牧茂市郎也許曾短暫共事或交接工作，可能也是因此獲得山椒魚標本的鑑定機會。

而後，牧茂市郎轉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1922年又任臺南師範學校，1926年至京都帝國大學擔任研究員。牧茂市郎研究重心是如何從昆蟲轉移到爬蟲，實在相當耐人尋味。

但回到牧茂市郎發表在《動物學雜誌》的〈臺灣產サンセウウオヲに就きて〉一文，從當初採得標本的追分與能高來看，楚南仁博採集到今日稱為臺灣山椒魚與楚南氏山椒魚的兩種標本是毫無疑問的，但文中照片與部分特徵描述似乎與今日所知有所出入。

綜合圖鑑、論文以及現地經驗，現今判別山椒魚種類的概略依據，主要可用分布地區、體色以及後趾數目來區分，在有山椒魚共域的區域尤其需要仔細判斷。

其中，後趾數目在前輩與老師們的經驗分享中，並不是一個很準確的依據，但這可能是因為在某些共域區，其花色不甚典型，在未經由遺傳鑑定前不易斷定種類。但這幾年搭配遺傳鑑定的技術與現地經驗來看，後趾數仍有相當高的準確度，加上體色與分布地點來看，大概有九成九的把握吧。

除非，有棲地同時存在著2種以上後肢5趾型的山椒魚，或是存在雜交個體，那對野外鑑識的人們來說就又是一項挑戰了。

話說回來，端詳牧茂市郎文章中的從山椒魚標本照片，雖然是黑白印刷，但臺灣山椒魚的照片看起來比較像楚南氏山椒魚，那鮮明又具有大型斑塊的體色對比，實在很難讓人說是臺灣山椒魚；再來是內文描述楚南氏山椒魚四趾，臺灣山椒魚五趾，也與現今特徵相異。

於是我們不禁大膽猜測，當初楚南仁博獲得的標本，在交予牧茂市郎鑑定的過程中，可能有哪個環節出了錯，導致標本誤植地點。也就是追分與能高採集到的山椒魚，其樣本或標籤因故相互對調了。

然而這些標本都已遺失，再也沒有機會能釐清這個疑點。

此篇文章發表之後，臺灣產山椒魚分類又歷經無數次的分分合合，直到呂光洋與賴俊祥老師，以及許多前輩的努力，以型態與分子生物資料分析，才有今日的結果。

無論如何，牧茂市郎在當年僅以4隻標本便鑑定出3種山椒魚，仍是相當準確且令人佩服的。


舊地

六月，蟾蜍山的森林吹來陣陣涼風。

一行人從溫寒帶的山椒魚棲地歸來，臺北市富田町的農事試驗場即便是水稻田包圍的美麗郊區，在即將邁入夏季之際，想必也仍濕熱難耐。

而今農事試驗場的主廳舍已被拆除，昆蟲部成為珍貴的遺存，雖然在兩年前被指定為市定古蹟，暫時免去被目前地主臺科大開發的危機，但空蕩蕩的房舍仍等待相關的調查，發掘往事。

走在典雅寧靜的迴廊下，人去樓空的建築物仍給人鮮明的辦公畫面，山中歸來的人們，應該也曾在這裡整理著豐碩的標本。

楚南仁博與他的夥伴們於霧社與能高山區採集昆蟲的日子，在今天邁入一百年。
不知那年的梅雨是否如期到來，而山椒魚們正因漸濕漸暖的土壤與空氣，漸漸向地表活動。
就在5月18日到31日之間的某日與他們相遇....


5/28後記：
1928年，牧茂市郎於《日本動物學彙報》發表了一篇〈Notes on salamanders found in Formosa〉，修訂了原先將楚南氏山椒魚（極北鯢）分類於Salamandrella屬的分類，同意1923年Dunn的分類而改至Hynobius屬。但文中有疑點的的描述與1922年一樣，亦即楚南氏山椒魚後肢4趾，臺灣山椒魚後肢5趾。

山椒魚腳趾和尾巴其實不難發現畸形，造成少趾、尾部缺刻等現象，有可能是基因缺陷、外力傷害等因素造成，但兩隻模式標本同時出現多一趾或少一趾的可能性，只能說是相當難得的巧合。加上這篇報告的照片更加清晰，使人更加懷疑當年的標本或標籤因故混淆，造成鑑種結果正確，但模式標本搞混的狀況了。


參考資料：
朱耀沂《臺灣昆蟲學史話》
牧茂市郎 1922 《動物學雜誌》〈臺灣產サンセウウオヲに就きて〉
牧茂市郎 1928《日本動物學彙報》〈Notes on salamanders found in Formosa〉
農業試驗所昆蟲標本數位典藏 https://digiins.tari.gov.tw/news.php

牧茂市郎〈臺灣產サンセウウオヲに就きて〉中的附圖
上為採集於能高的楚南氏山椒魚（極北鯢），下為採集於追分的臺灣山椒魚

農事試驗場昆蟲部一景。
整棟建築物的地板加高，並設有通風孔，
不知是否與從前需要保存昆蟲標本，減少濕氣有關。

迴廊一景，可繞行整棟建築物一圈。

透過窗戶看去空蕩蕩的內部
許多為臺灣自然史貢獻的前輩們都在此工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