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湊次高山莊

以雪山為中心所發散的各大稜脈裡，志佳陽山一散發的歷史氣味或許最為濃厚。還記得十多年前未有今日如此便利的歷史GIS時，想看這些舊地圖還得老遠去臺大總圖借微縮膠卷，再用專用的讀取機來檢視、影印，而在細心上了防水的那疊圖中，〈次高山〉便是其中經常取出來細看的一張。圖上描繪著自シカヤウ社攀登次高山的路線，也標記著宿泊點次高山莊，有了這些簡單訊息，即便當時未有便利管道取得戰前紀錄一窺舊日登山光景，也足以讓人在那看似無趣的爬升中走得津津有味了。

經過了十幾年，第一次走志佳陽線的記憶在時間侵蝕下，只能藉那時的紀錄重新組建。觀看自己當時寫下的種種，雖然有種照鏡的不適感，但也發現有些至今未變的感動，尤其是那些次高山莊的舊酒瓶，對我而言一直是志佳陽線的重要代表物。

每每回到這裡看見高山花卉的繽紛，以及從壁般的南坡仰登雪山的過程，都是從未令人厭倦的體驗。最期待的則是在那冷杉包圍的次高山莊舊址，走一趟想像之旅。

陸地測量部五萬分一臺灣地形圖〈次高山〉一部
於昭和10、11、13年測圖，此時已興建次高山莊。

次高之名相當直白，若除去其緣由脈絡，甚至會感到其內涵與創意貧乏，只有試圖在不同時代的角度觀之，才能咀嚼出一番風味。當初由東宮皇太子裕仁於大正12年(1923年)臺灣行啟的歸途所取的山名，總督府特別在4月29日發佈變更山名的告示，除了是一份皇太子的生日祝賀，也是作為獲得皇族命名殊榮的紀念；「次高」之日語讀音同「月高」，與「新高」諧音「日高」相對應，亦是一種巧思。在此之前由英國軍艦以船名Sylvia命名的シルビヤ山已在地圖佔據近六十年之久，此時的山名更動，也有一種脫離外人視角，取回殖民地命名權的意味。次高山也成為與裕仁天皇相綑縛的山名，如同新高山之於明治天皇。

比起新高山在日本領臺不久便有探險隊伍登頂，包括シルビヤ山在內的北部高山稜脈則因北部原住民情勢的關係，遲至大正4年(1915年)五年理蕃計畫告一段落時，才由蕃務本署組織隊伍前往。在釐清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的地理狀態外，也測得海拔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尺的高度，僅次於新高山，也高於富士山。

大橋捨三郎(隨鷗)在《次高山》一書中，對此段探險史著墨不少，他自己也在次高山新命名後隔年(大正13年，1924年)前往攀登。大橋捨三郎同樣以シカヤウ社為起點，途經「天の池」(天乃池、瓢簞池)，宿營於「筧河原」一地來回山頂。筧河原是他以傳統地名カケシヨ ハアガイ所譯，カケシヨ是以溪之形態如取水竹管，即筧之意義，泰雅語源待查；ハアガイ(Hagay)則是砂石、碎石，這是未有次高山莊之時，最常為登山者使用的露營地。

次高山雖為帝國第二高峰，並吸引著許多人攀登，但也許是身為次位總是身處於首位的陰影下，總給人一種沉靜氣息，甚至是同稜脈的大霸尖山都擁有更閃耀的光環。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登山口的可及性或許也有些影響，因為無論是沿ピヤナン越道路或大甲溪道路、松嶺等地徒步到平岩山駐在所、シカヤウ社起登就要數日，比起登新高山可乘坐臺車或鐵道至登山口的便捷度，其間差異不言可喻，攀登頻度的差別也反映在登山道路與山莊等相關資訊的模糊。但即使在報章舊籍中闕漏，還是可以在部分登山記錄中擷取零散資訊，構築著想像中的次高山莊。

上西慶藏的〈次高登山記〉之中提供了重要的資訊，其中記到此避難所於昭和4年(1929年)8月7日上棟，間口9間，奧行4間(約16.36m x 7.27m)，內鋪木地板，部分土間則有一間四方之火爐兩個，加上炊事場與原住民宿泊所，可容納約百人。

這個訊息讓人特別注意的是，次高山莊上棟的前一年，也就是新高山因郡大蕃脫出事件而封山之時，也使人聯想到次高山莊的興建，也許與因應新高山封閉而轉移的人潮有關。

不過就在他來訪後不久，在昭和5年(1930年)初的冬季，新建不到半年的山屋便因積雪而損壞。佐佐木舜一於昭和7年(1932年)縱走大霸尖山至次高山的記述中，更描述此棟臺中州立小屋幾乎已廢，僅存地板與炊事小屋的窘態。

毀壞的山莊於日後應有重修，在木田文治一行人於昭和11年(1936年)至12年(1937年)的〈次高山冬期登行〉的跨年行程中，則記有次高山莊之名是由前臺中州知事所命名(註：雖然上棟時已由水越幸一擔任知事，但就推動登山事務的關係而言，更可能是由臺灣山岳會創會元老生駒高常所命名)；來自臺北一中山岳部於昭和12年7月的〈第二回次高制霸記〉中，則提到次高山莊為間口約10間，奧行3間(18.18m x 5.45m)的長方形丸木小屋，入口有兩處，中央為通路，地板約1尺高。

今日，山莊本體早已不見蹤影，舊址平臺仍是此線重要宿營地，即國家公園所稱「雪山山莊舊址營地」。拿著岡田紅陽在此拍攝的一張舊照，藉著冷杉樹形尋找他從屋內向外看出的角度，雖然怎麼看也兜不上，但影中人的回眸卻有股魔力，將她們的身影投射在此。

岡田紅陽在昭和13年(1938年)應臺灣國立公園協會邀請來臺，為新指定的三處國立公園拍攝，作品也被印製為繪葉書、攝影集而廣為流傳。他為臺灣山岳的留影是現今珍貴的影像資產，不過比起風景題材，人物影像更引人共鳴。在次高山之行的影像中，可見泰雅族女性擔任協作的影像，是戰前登山史中較少見的案例。原住民女性在登山史中參與的份量極少，可見的案例也多出現於大甲溪流域泰雅族部落，這究竟是過去的登山記錄所忽略？或者是國立公園協會、岡田紅陽的特意安排仍不可知，無論如何，他從山莊內取景的樹與人，仍是整本寫真集中最深烙我心的作品之一。

爬上舊址後方的森林，可以看見幾株直徑尺餘的冷杉斷木，手鋸的切口仍可辨認。山莊的建材早已腐爛或被焚燒殆盡，如果這些是當初興建山莊當時所伐的樹頭，也是種獨特的遺跡吧。變化得最少的，則是那道曾在舊照裡出現的崖壁，即使下午略為背光，依然可見它散發著明亮的灰白色，上頭還偶爾傳來山羊的尖嘯，接連著落石聲迴盪在山谷中。

遊走在舊址邊坡，半埋土中的酒瓶碎片依然閃耀光芒，細數清酒、臺灣專賣局、カルピス製造株式會社等種類，還有些生鏽鐵皮或許是過去用來汲水的金屬罐，它們都是每次來訪時都會看看的信物。但也許是觀察的視野有了變化，這時才感覺到各種塑膠、金屬也成了新一代的器物遺留，而我們一邊撿拾著這些「新垃圾」同時，也好奇著後人在未來看見這些塑膠，是否也會產生我們現今看著「古垃圾」而生的思古情懷？或者，也有我們對前人的自私妄為而產生的不快？

當代的登山、物質文化保存在這些「垃圾」裡，傳達著龐大的訊息。
如果我們希望這片山林維持著祂的「美」，又得留下哪些訊息給後人呢？

次高山莊的灰飛湮滅，看起來是一場寧靜美好的循環。以當地材料構築的暫時居所，最後又回歸大地，雖然山莊的存在已不易察覺，但也未必需要留下供人憑弔的遺跡或影像，此地有著無數登山者與原住民在火邊共歌共眠，或享用著山羊料理等，屬於那個時代的各種記憶，它依然存在於舊時的記錄，以及願意想像的空間裡。

參考資料：
大橋捨三郎。1924。《次高山》
上西慶藏。1932。〈次高登山記〉。《臺灣山岳》6:20-30。社團法人臺灣山岳會。
木田文治。1938。〈次高山冬期登行〉。《臺灣山岳》9:25-44。社團法人臺灣山岳會。
佐佐木舜一。1933。〈大霸尖山及次高山連峰縱走記〉。《臺灣山岳》7:60-91。社團法人臺灣山岳會。
岡田紅陽。1939。《臺灣國立公園寫真集》。臺灣國立公園協會。
作者不詳(臺北一中登山隊)。1937。〈第二回次高制霸記〉。《麗正》44:146-160。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麗正會。

次高山莊にて。《臺灣國立公園寫真集》書影
次高山莊舊影難尋，偶見於少數登山記錄之中。
岡田紅陽取此景雖未見全貌，卻保留了美麗的想像空間。

次高山莊舊址今貌，冷杉包圍下的營地。

次高山南方崖壁一角
疑為舊時露營地「筧河原」一帶。

次高山莊的歷史信物
比起十幾年前，酒瓶的數量似乎又少了些。